得诺奖就像一只狗被公车反复碾压，芝加哥学派都是傻子
读2015年诺奖得主妙人Deaton的经济学随笔
得诺奖就像一只狗被公车反复碾压，芝加哥学派都是傻子：读2015年诺奖得主妙人Deaton的经济学随笔
李华芳 | 匹兹堡大学
迪顿（Augus Deaton）是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2023年的时候写了一个随笔集，叫做《经济学在美国：一个移民经济学家探索不平等之地（Economics in America: An Immigrant Economist Explores the Land of Inequality）》，是一本妙趣横生的作品。
虽然主旨还是围绕他对贫困的研究，也是他的诺奖贡献，但其中臧否同侪，讽刺官僚，语言平实并不掩盖其嬉笑怒骂的本质，内含大量学界八卦，非常值得一读。（另，关于迪顿的诺奖贡献的一个特别简短的介绍，参见 过去十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简评 （2014-2023））
1，
发展经济学的重中之重当然就是发展经济，不过鉴于世界贫困的现状之惨，所以大量发展经济学家实际上研究的是扶贫。
那么扶贫有没有效果呢？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有效，所以发展企业和市场才是扶贫王道，而不是搞什么援助。西方世界对贫穷国家的援助，最终不过是William Easterly说的“白人的负担”。
当然对于哈佛MIT等的通过实验来检测特定的扶贫措施有没有效果 （参见实验微光照亮贫困世界—简评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身在普林斯顿的迪顿也是不以为然的，所谓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
迪顿对芝加哥学派的不屑大抵是因为他受训练的传统都是凯恩斯这一派的。新凯恩斯主义者当然也同意市场十分有效，却也不信仰市场机制，而是对市场产生的负面后果抱有警惕，认为由于市场竞争导致的社会不公问题，需要纳入经济学研究，至少要讨论如何落实卡尔多-希克斯补偿，比如工会，比如社会福利，比如医疗保险等等。
当然迪顿对芝加哥学派比如弗里德曼的批评还算客气的。另外两位诺奖得主，巴罗和普雷斯哥特，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在迪顿笔下，就我看来，那基本就属于弱智。
2，
那么迪顿有没有看得上眼的经济学家呢？当然也有一大串。
第一位是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事实上，迪顿说自己第一次觉得经济学很酷，就是因为1969年阿特金森在剑桥的一个讲座，讲的是贫困的测度与解释。正好是迪顿后来获得诺奖的主题。
当然阿特金森的讲座之所以吸引人，还因为阿特金森26岁就是埃塞克斯大学（Essex University）的正教授，是无数年轻学子梦寐以求的榜样。
迪顿年轻的时候批评过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兹的公共经济学，阿特金森不以为意。反而在后来仔细阅读迪顿的书稿，并且给出了十分详尽的意见，部分改变了迪顿的写作。
迪顿在见识过美国经济学的所谓“研讨会”之后，不由感慨，美国的阿特金森在哪里？
迪顿当然也尊重自己的导师斯通（Richard Stone）。斯通是在1984年以国民账户系统及其核算获得诺奖。斯通和米德（James Meade）在这个议题上有长期合作，不过米德却不是以这个获得诺奖，而是在1977年的时候就已经凭借其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出色研究而获得诺奖。
你看，历史是会被谁获得诺奖而重写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问米德是否愿意写个东西支持斯通以国民收入账户的研究而获奖的时候，米德犹豫了但最后还是写了推荐，尽管这是他和斯通合作的。
斯通1991年去世。去世后，《泰晤士报》登了一个讣告。讣告是匿名的，但因为这个讣告写得公允中正但又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所以迪顿猜测是米德写的。于是向米德求证，米德承认了但很愤怒，因为报纸改了可能会让被人猜到讣告作者是谁的地方，但那确实米德最在意的与斯通共享的时光。
米德是个有意思的人。米德认为20世纪最糟糕的三件事是内燃机，人口爆炸，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在提及内燃机的时候，他把internal改成了infernal，是地狱内燃机“infernal” combustion engine。
更有意思的是，虽然萨默斯（Larry Summers）内心猥琐龌龊，老年晚节不保，但根据迪顿的说法，是个绝顶聪明的家伙。你想了几个月没想清楚的问题，和萨默斯吃饭的时候他往往几分钟就帮你解决了，甚至想法比你原来的更好或者干脆就是你没想到的。所以迪顿和萨默斯一起吃了很多次饭。不知道萨默斯的丑闻爆发后，迪顿会不会后悔在书中写了吃饭的事情。
3，
迪顿说得诺奖的感受就像是一只狗被公车来回碾压。学校拿来宣传，记者试图挖宝，还要拉着家人一起接受总统接见。分身乏术，无暇学术，至少从这个部分上他和米德对诺奖的态度有点像。
迪顿的太太Anne Case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具体来说是Alexander Stewart 1886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Public Affairs。迪顿和她合写了一本书，叫做《绝望之死与资本主义的未来（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绝望之死是指因绝望、痛苦和社会弱势而导致的自杀，药物过量致死以及酗酒致死这三类死亡。美国社会这三类死亡不仅居高不下反而有节节攀升的趋势，这与美国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层次问题有关。
凯斯和迪顿在书中的核心发现是没有受过大学四年教育的人，尤其是中年白人，是绝望致死的主要人群。要知道同期发达国家的死亡率是下降的，而美国这个群体的绝望致死率却在上升。而与此相比，美国受过四年大学教育的人群不仅在财富上不断积累，而且在健康和预期寿命上也不短改善。
为什么有没有上过大学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能抓住一系列的经济机会，当需要帮助的时候更容易获得医疗体系的支持，并且拥有更稳定的家庭及社区等。所有这些加起来，就造成了整个社会对上过大学的人的支持要齐全得多。如此一来，上过大学的人就不太容易药物上瘾，也不容易酗酒成性，更不太会自杀。
这本书虽然议题非常严肃，但最后成了畅销书。基本上就是说，上过大学的，就不太可能死得轻如鸿毛。
美国有个传统，就是总统会接见诺贝尔奖得主。迪顿得奖的时候奥巴马是总统。当迪顿试图介绍安妮的时候，奥巴马说凯斯教授对他来说无需介绍，并说她的文章和书意义重大。迪顿对奥巴马印象不错，大概就是因为奥巴马没有像媒体记者一样写这个安妮是诺奖得主的老婆。
4，
我最喜欢看的还是迪顿讽刺官僚的故事。迪顿的故事是关于社会福利署（social security agency）的。因为迪顿是英国移民，拥有英国和美国双重国籍。他70岁的时候退休，退休了呢就要领退休金。本来都是网上填好申请，社会福利署打钱到你银行账户就可以了。不过因为他是双重国籍，社会福利署就要求面谈。
在社会福利署里，迪顿见识到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是各有值得同情的理由，一时间竟然也不知道先同情哪个，因为他自己也是被官僚不耐烦对待的人。那些官僚和狄更斯或卡夫卡笔下的官僚并无二致。
迪顿被一个不耐烦的官僚转到另一个看起来级别高一点的官僚那里。照例是一堆问讯，有些问题是完全无关的。比如你预计今年的收入是多少钱。
迪顿之前没仔细想过这个问题，毕竟刚刚拿了诺奖，加上和妻子一起写的畅销书，所以报了一个大概的数字后，官僚从椅子上弹起来去叫该机构的领导。
领导出来后，确认迪顿就是真的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个人，赶紧说这些收入问题都不相关。之前的官僚前倨后恭，大家拥在一起与迪顿合影。正如领导所言，我们这个机构从来没有诺贝尔奖得主来过。
我觉得迪顿一定看过很多《是的，大臣》和《是的，首相》，当然如果没看过，那一定是来自英国人骨子里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幽默。
Angus Deaton, 2023, Economics in America: An Immigrant Economist Explores the Land of Inequal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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